孟宪实、刘玉才：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
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下面请孟宪实老师发言。
孟宪实：谢谢会议的邀请，今天学了不少东西。我的专业也不算是文献学，今天主要是来听文献学界的说法。
文献肯定是要接触的，比如说研究唐代历史怎么可能不接触文献呢？那时候简单的理解，文献就是史料。文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把文献学放在二级学科里，我觉得定位就是史料学的概念。现在这么一听，如果文献学继续发展的话，还真是有很多的问题。上午荣老师是从敦煌学的角度讲的敦煌文书学算不算文献学里面的一部分。我这么多年跟着荣老师整理出土文献，原来感觉出土文献是文献学的一部分，现在才知道它可能不太正宗。文献学主要是研究书籍的，但是这个概念一到唐代可能就要有点变化，因为宋以后的印本书比较多，唐以前的书都是手抄本，都是写本时代。
文书和书籍其实在书籍史的形成过程中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我最近几年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唐大诏令集》。这是在宋代形成的书，内容都是唐代的王言，皇帝发布的诏令。大诏令集都是皇帝的命令，但皇帝的命令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书的，皇帝的命令开始是以文件的形式，就是文书的形式发布的，发布到全国各地。从唐朝就开始，把这些一篇一篇发在各地的文书整理起来，分门别类地装订成书。现在留下来最早的就是北宋时候形成的《唐大诏令集》，开始就是一件一件的文书，是先有文书后有书籍的。现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献里，就有唐代的王言，那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唐大诏令集》之前的那种文书状态，我们现在就能看到了，这时候怎么办？如果从文献学的角度，我们研究《唐大诏令集》没问题，但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王言算不算这个系统里面的，算不算这个研究的方向或者是范围？所以我就觉得文献学要发展，应该有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才会好一点，这样的话以后要变成一级学科什么的，也应该是更有利的。
不仅如此，因为我过去觉得文献学大概就是史料学，完全是从史料角度看待文献的。这其实是文献整理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我们把文献的原本原样整理出来了，这就叫文献整理，整理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让做文学的、做史学的利用。这样的文献和史料研究又成为历史学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再看，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文献的文本什么的，这应该又是一个研究的问题，或者是整理的问题。
我这里提供的一个小文章，就是想说这个，就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特别是我这里说的是吐鲁番文献，它是出土文献，按前面一些老师提出的严格标准的话，应该是不算文献学了；按照荣老师的说法，它也不应该算。因为它是文书类的，特别是政府的那些特别零散的登记户口统计人口等内容，这个肯定不算文献，它既不是书籍，后面也不会形成书籍，但是从历史史料学的角度研究，这绝对是很重要的史料。
唐朝前期留下来的文书，是特别制度化的。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还有所不同，因为敦煌偏重唐后期的，而吐鲁番偏重唐前期的。唐前期，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有点形式主义的东西，就是制度特别整齐。比如说苏州发生了一件事，唐朝中央发布命令，它不是把这个命令发到苏州去，而是发到全国去，所以在吐鲁番发现的唐代的史料，其实都具有全国意义，所以在制度史研究上这些资料就非常珍贵了。甚至现在我们有些内容，有些唐朝的制度，已经不了解了，传世文献记载下来的很零散，甚至没有记载。但是这些制度，在吐鲁番文书中都有反映。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有一些历史真相，我们在传世的文献记载中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文书有可能提供新的资料。我的意思是说，从整理出土文献的角度讲，从制度史的角度进行归纳和整理，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和咱们今天要讨论的文献学，是不是又有点距离呢，我还说不好。（编辑部说明：孟老师在文章里举了一些例子，来体现吐鲁番文书对于制度史研究的意义。此文已发表在《文献》2023年第6期，欢迎关注。）
主持人：谢谢孟老师，因为早晨荣先生说文书可能不是文献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点忐忑，或者说是担心我们有些选题是不是做错了，下午孟老师说其实可能文书也还在文献里吧，至少我是这样理解孟老师的讲话的，我就没有荣老师说过之后那么忐忑了。谢谢孟老师化解了我心中的不安。
主持人：下面请刘玉才老师发言。
刘玉才：谢谢各位。
我为这次会议准备的文章是想谈一谈校勘学是不是能成为学问。我知道有的学者认为校勘学是学问吗？不就是不同本子之间的异文对校和判别吗？认为它不是一个学问只是一个方法而已，有了“校勘四法”之后就很清楚了，根据“四法”做校勘就可以了。所以我专门写了这篇文章来回应这一疑问。
校勘何以为学
校勘能否称之为学？许多学者以为校勘就是古书版本间的对校，不需要专门教授，学生只要能实际去整理古籍，便能掌握校勘的方法，没必要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学科。
近些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致力于建设中国古典学平台，而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便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方的古典语文学相对应。在西方语境中，古典语文学是一门运用诠释学，基于源语言以理解文本的学问，其基础地位等同于数学与哲学；它致力于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对勘和比较研究，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达到理解和重构文本本来意义的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方语文学在方法论层面上高度重合，因此我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不应局限于文献表象的著录、描述和发掘整理，而应经由语言文字路径，深入文本，探究其生成变异、阐释理解的过程，达至揭示文本意义的目的。这也就是张之洞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而最大限度地解读文本，校勘就是其重要方法。
近些年，以沈卫荣为主的学者提出要回归语文学，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归文献学。文献学应该跳出现代学科体系的羁绊，回归到方法意义的本位：应该通过文本的校勘、史实的考据来还原历史的语境和文本面貌，来揭示文本的意义。它的落实，实则是对过于重视理论的一种反驳。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是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的重要学术资源。乾嘉考据学者不仅具有由小学入义理的学术理念，而且在文字训释、古音辨析、名物考据、天文历算等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文本层面，离析文本层次，以贾还贾，以孔还孔，对经、注、疏文本的分合，尤其是在经典校勘的方面贡献卓著。此外，在文本辑佚、辨伪等方面亦具有非常突出的业绩。可以说，在重视语言文字、重视文本校勘、复兴古典方面，乾嘉考据学者与西方古典学者的方法是异曲同工的，这为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传统校勘学通常是指对某部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相关的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异同，辨别正误。校勘学往往要追溯至西汉刘向奉成帝之命校勘秘府之书，但实际上刘向校书是以文字内容的校勘为基础，以编次定本为目的。因而其含义更为丰富，包括编次篇目，是正文字，分别部类，梳理源流。由此观之，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应该结合古书体例的探讨、版本源流的梳理、文本层次的分析，来观照文本校勘，也致力于一个定本的确立，这便是校勘学的广义性所在。
校勘学首先应该梳理异文，而异文的产生和文本的流传过程密切相关。关注异文，必须关注到文本的流传过程。古书的文本差异往往可以分为：讹（形讹、音讹）、脱、衍（羡文、衍字）、倒（乙文、错简），以上均可称之为异文。文本经历了口传时代、抄传时代、印本时代，不同时代异文产生及表现形式往往有所区别。口传时代，因为辗转的传讹，郢书燕说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将其记录下来难免存在差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写本时代。写本抄传的时代，既有简册散乱导致的文本错简现象，又有字体演变造成的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的差异。在抄写过程中，囿于抄手的水平，又会产生俗字、减字、错别字等情况。抄本不但数量繁众，传承难明，而且随意性强，极易产生异本异文。抄写者有抄写的脱漏，有无意的增添，也有臆断的擅改，还有无知的妄改，过度的文字加工甚至改变了原创作品的面貌。故而写本文献的校勘有其独特性，如口讹、形讹、笔讹、主观臆改等等，在校勘时要更加慎重。同时写本文献的文本具有流动性，它正处于进行时的抄录改易阶段，经过存优汰劣，逐渐趋同，最终成为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文本状态，因而校勘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性。
因为异文的存在，故而历代往往注意正定经典文字。由于竹简易于散乱、容易损毁，而金石可以保持永久，所以经典定本首选的载体就是刻石，因此出现了熹平石经、开成石经等一系列石经。《后汉书·蔡邕传》和《封氏闻见记》分别记录了熹平石经与开成石经的立石过程，两种石经处于字体演变的关键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正定文字的象征性意义。与之并行的，官方还颁行诸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用于正定字形，确定官方正本。后世认为开成石经为刊本之祖，它是唐代官方颁布的标准字形，至今仍可作为制定正体字的借鉴；它所取式的王弼、郑玄等注本，为五代北宋所继承，等于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汉魏经师注本；没有九经十二部的开成石经，经典发展或许是另一种样貌。但在官方正定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从孔安国的隶古定到唐代五经定本，再到唐玄宗开元、天宝间改易古文为今体，都会对文本的面貌发生一定影响，并通过定本形式流传，而许多错误便由此延续下来，影响后世。
宋代开始进入印本时代，学者、编者、校者继承的是丰富而混乱的写本遗产，不得不面对众多抄本异文，并从中选出正确的文本。较之于以往的正定字形，北宋时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文本的差异产生了强烈的关怀，由此产生了对于善本的追求，校勘精良的善本也成为世人追逐的对象。另外，此时期校勘之学上升到官学地位，以馆阁人员为主体，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之上对历代正史、诸子要籍、医药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校勘，并刊印颁行，成为影响广泛的版本。然而我们在肯定宋人校勘工作的同时，仍需对其加以反思。古籍编校工作当置于朝廷搜求佚书，拾遗补缺，丰富国家文献收藏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方可给予恰当的评价和地位。馆阁校勘的首要工作是搜求散佚文献，尽力恢复古籍旧有结构面貌。其次，对于唐前古籍编校具有追求恢复原貌的完本倾向，但同时亦兼顾订正文字、形成定本刊刻的现实需求。最后，宋代馆阁校勘虽有规章制度的约束，甚至每日量化的校雠要求，但是多限于同本的寻行数墨、检核讹错，缺乏学术层面的异本梳理、异文考证。因此，宋代古籍校勘，除馆阁与国子监通力合作的正经正史等通行经典，其余水准似不宜评价过高。
宋代除了馆阁校勘之外，实际上对异文的取舍存在比较大的裁量度，一些宋人的校勘编辑在后世看来主观性较大。比如说柳开校定韩愈的文集时，其改动多达五千多字；方崧卿校勘《韩集举正》时“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而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今世学者反思宋人这种大胆的校勘时，认为其存在一种求真的误区，如田晓菲所撰《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批评者认为田氏扩大了写本的差异性，但我认为她所指出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也是值得重视与思考的。当然并不是说异文取舍能够完全改变对陶渊明的评价，但是在某首诗、某篇文章的理解上，因为异文选择的不同，可能阐释的取向就会不同。
刘玉才教授
印本经历了宋人对于异文的选择、改造，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应考虑到写本的可贵。若基于文献源流的考察，写本时代的古书包含着丰富的文本及附加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写本转换为印本的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同时，一旦印本作为定本形成，那么之前的写本就逐渐亡佚，而在写本转换为印本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便无从查证。宋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叶梦得感慨道“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实际上现在研究出土文献的学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朱德熙先生在《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中指出：“比起宋以后的刻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竹简本或帛书本要接近得多。这说明印刷术的兴起一方面减少了古书失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比较剧烈地改变古书面貌的可能性。刊刻的古书由于所据底本不善，或是刊刻者出于牟利的目的草率从事，往往错误很多，而刻本的出现又可能导致各种抄本失传，以致好的本子反而被坏的本子淘汰。”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利用到的敦煌文献、简帛文献，包括流传到海外的古写本，为文献校勘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写本时代的文献和印本时代的文献，各自有不同的源流，不可完全置于同一层次进行校勘。
当然，印本本身亦有其重要意义。书籍进入印本时代之后，极大地促进了文本的稳定，也可以说进入一个定本时代，用李零老师话说就是进入一个固态。一旦进入印本时代，即使辗转翻刻，异文数量也较写本时代减少，且异文往往是有规律可循的。宋代早期的官方刻书不以盈利为目的，注重底本的选择、文本的校勘和刊印的质量，所以宋本至今为人所称道。我们现在谈宋代普及雕版印刷，往往是比较多地注重其在传播、扩展书籍流通范围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宋代雕版刊印在刊定、规范典籍的文字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对于文献的定本化、规范化，不亚于它的传播意义。同时，宋人刊刻时见到大量古旧抄本，流传至今的印本，特别是官方刊刻或地方政府刊刻之本和私家的一些精刻本，大多是汇聚众本、择善而从的结果。
官府的刻书和一些私家的精刻本，不以盈利为目的，注重底本的选择，质量比较高，但是随着印刷的商业化，书坊刻书、印书，追求高效速成，多不讲究底本选择、文字校定，甚至增删字句、割裂内容，导致古书失去其原本面貌。在此背景下，追求善本成为时尚，善本对校成了校勘学的灵魂。胡适《校勘学方法论》指出：“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写本时代的校勘，文本校勘多是文字的纠误和字形的订正，其依据在文本内部或它书征引，这是由抄传文献复杂性决定的。进入印本时代之后，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间可以进行版本源流的梳理，逐步建立起基于版本谱系的校勘学。
基于版本的校勘方法，陈垣先生曾总结为“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其中对校法，实际上就是基于版本谱系的校勘，类似于西方校勘学的谱系法。稍有不同的是，西方校勘学的谱系是建构写本的谱系，并对之校勘。理校法即在没有版本依据或者是数本互异、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据理分析，判断是非，类似于西方校勘学的折衷法。当然在实际校勘中，往往是各法并用、综合考察。总的校勘路线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至于校勘的理念，清人分为“求古”“求是”两途：求古的理想就是存真复原，尽量接近文本的初始形态，所以说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即顾广圻所云“不校校之”。求是，即段玉裁所云“凡校书者，欲定其一是”，确立定本。
我们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实则包含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校勘原则，如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序》所云“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阮元校勘时，亦保持谨慎的态度，如《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云：“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倪其心先生《校勘学大纲》也特别强调校勘工作要存真复原，他说：“校勘范围的考证，主要是调查核实原稿的文字形式，原则上不涉原稿的内容是非和文字正误。校勘者不必对被校勘古籍原稿内容是非表态，也不需对被校勘原稿本身的错别字负责。也就是说，应当把校勘的判断文字正误，与原稿内容是非、文字正误区别开来。”
校勘学归根结底，还是要明确校勘的目的何在？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提出“底本之是非”“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由此，“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段玉裁所云，实则就是离析文本层次，而离析文本层次恰恰是文本学非常重要的工作。文献的文本尤其是先秦两汉早期的经典文本很多都是叠加形成，有着不同的文献来源，只有先离析各文本层次，才能判定其是非。校勘的目的又与古籍整理密不可分，由于校勘目的不同，所以古籍整理又会采取不同的形式。钱玄先生《校勘学》将古籍整理的校勘成果概括为三个类型：定本式，根据校勘的结果，把底本的误字、衍文、脱文、倒置以及篇章等错误，改正过来，成为一本定本，在注中作校记；底本式，不改动底本，在注中作校记，或书后附校勘记；札记式，不录原书全文，只录校记。
根据以上梳理，再回到开始时讨论的话题——校勘何以为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结构是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诸学，而校勘学在其中居于中坚地位，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核心的学问。校勘学又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密不可分，校订字体演变导致的字形讹误，同音方言、通假导致的因音讹误，字义训释导致的本文改变，关涉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基于版本谱系的文本校勘，则与目录、版本之学密不可分；辑佚、辨伪之学，亦离不开文本校勘的支持。我们今日进行古典文献学理论的再构，应当摒弃对校勘学獭祭异本、寻行数墨的刻板认识，将其视为文本史源考察、文本层次分析、版本源流梳理的学术基础，共同构筑古典文献学的基石。
主持人：谢谢刘老师。刘老师在几次参加《文献》杂志会议的时候，都做了对于学科学理的梳理，我觉得这对于建设一级学科是大有帮助的。